当停火协议的文本还未完全褪色，加沙的土地上依然回荡着痛苦的呻吟。原本应该迅速送达的医疗物资，却被困在边境检查站，国际医疗志愿者在入境时屡次遭遇拒绝。医院里，病床上的孩子们有的头骨被炸裂不全，有的因为抗癫痫药物断供而持续痉挛，连最基本的伤口清理，都成了奢望。
你或许会问，停火协议难道不是为了缓解人道危机吗？为什么在枪声停息后，加沙的医疗系统反而陷入更深的困境？
要理解这一切，我们需要看清，以色列实施的封锁机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决策。为了理解这一切，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个体命运。
萨阿布的故事，恰恰代表了加沙无数受伤儿童的现实。这名来自加沙北部的小患者，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半边头颅，尽管如此，他所等待的并不是及时的救治，而是医院不断发出的“腾出床位”的命令。
展开剩余85%“没有可用的病床，没有专业的器械，也没有外部支援团队，”长期驻守加沙的志愿者莱娜·达贾尼沉痛地表示。她与当地医护人员交流时，得到的答复始终是一样的：“一切照旧，根本没有改善。”
虽然停火协议暂时避免了医疗机构遭受连环轰炸造成的大规模伤亡，但药品和设备的短缺，早已让加沙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。
在纳赛尔医院的走廊里，大量病人只能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许多重伤患者还没有恢复，就被迫转移到临时帐篷区。甚至有些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的幸存者，背上嵌入弹片的脊椎无法手术，只有静静地躺在地上，等待着遥不可及的治疗机会。
这种医疗系统的崩溃，并非突然发生的，而是长期遭受以色列封锁的必然结果。即便停火协议在10月10日正式生效，物资审查的严格程度依然没有放松，绝大多数医疗物资依然被禁止进入加沙。
世界卫生组织在本周四发布的报告也进一步证实，自停火以来，只有极少量的医疗物资勉强通过检查点进入加沙，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。
达贾尼形容当前医院的环境是“细菌肆虐的温床”。她指出：“败血症的病例在急剧增加，原因仅仅是缺乏基本的消毒液。”
医疗物资的短缺已经远远超出了外科急救的范围。用于控制癫痫发作的药物Keppra糖浆早已断货。许多儿童已经承受了战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，然而由于无法及时治疗他们的癫痫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在继续遭受摧残。
她强调，即便部分孩子有遗传性癫痫的倾向，但爆炸带来的极度恐惧，足以成为引发病情发作的决定性因素——那声巨响，可能就是压垮神经系统的最后一击。
更为令人揪心的是，由于电力中断和冷链设施瘫痪，一些需要低温保存的药物，如胰岛素等几乎无法储存，糖尿病患者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。
以色列不断扩大的“双重用途物品”禁运清单，进一步加剧了医疗危机的恶化。
巴勒斯坦农业救济中心（PARC）的外联主管巴哈·扎库特明确指出，自停火以来，几乎没有真正的人道医疗物资顺利通过检查点。以色列方面依然以“可能有军事用途”为由，阻止大量关键物资进入加沙。
实际上，“双重用途”最初只是指那些可以被转用于军事建设的材料，如钢筋和特定化学品，但如今这一分类已经被大幅扩展，甚至包括了药品和婴儿衣物等与军事毫不相关的生活必需品。
在2023年10月之前，被列入禁运清单的物品大约有1400项，而根据扎库特的估算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激增至约4000项，许多本应用于民生的物资也被列为违禁品。
更讽刺的是，尽管有少数卡车被允许通行，但其中真正属于人道援助的货物所占比例仅有15%，其余大部分货物都是商业运输。
为了避开繁琐的审批流程，商业货运通常选择无需冷藏、审批较为简单的低营养食品，而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则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。
扎库特无奈地表示：“现在连最基本的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都买不到。”如今，加沙的药房和医院几乎已经空空如也，连轮椅、假肢、拐杖等残疾人士必需的辅助器具也被列入禁运名单。
根据加沙聋儿协会（Atfaluna）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，约有5.8万人因战争而导致身体残疾，其中有2.25万人伤势极其严重，急需长期的康复护理。
有83%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在多次流离失所中，失去了原有的助行或听力设备；约有3.5万人则面临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。
不仅是外部物资无法进入，国际医疗援助也同样遭遇了系统性的阻碍。许多国家的医学专家都在积极争取进入加沙开展救援，其中包括英国整形外科医生维多利亚·罗斯。
自2009年起，罗斯一直参与加沙的公益医疗活动。她原本计划在停火协议生效当天——10月10日，率领团队前往加沙提供医疗支援，但在启程前一天，却突然接到入境申请被拒的通知。
她感慨道：“以往通常是在出发前几小时才会收到拒绝通知，这次提前一天拒绝，仿佛是要彻底切断我们争取的最后机会。”英国外交部门认为，以色列方面可能在停火前完成了所有的拒绝程序，避免在停火协议生效后面临国际舆论压力。
事实上，自2023年10月以来，每月仅有5个医疗代表团的入境申请被批准，资源极度稀缺。罗斯已经提交了五次申请，但每一次都被拒绝。
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，她发现了一个残酷的规律：以色列方面极少拒绝那些持有“项目协调员”或“物流主管”职称的人员入境，但对于所有标明“医生”或“护士”的申请，则设置了层层障碍，似乎故意切断加沙获得专业医疗援助的途径。
即便有极少数的医疗团队能够顺利进入，他们带回来的报告也同样让人心碎。一个于今年九月顺利抵达的医疗小组表示，当地的医疗需求远远超出预期，尤其是骨科和整形外科医生的短缺，使得本土医疗系统的崩溃更加严重。
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加沙本地的医务人员也在经历巨大的牺牲。据统计，自2023年10月以来，已有17000名巴勒斯坦医护人员在冲突中失去生命，还有95名医护人员至今被以色列羁押。
“他们的整个医疗体系已经被完全摧毁，”罗斯的声音充满了悲痛。对于这些医生来说，要么死于战火，要么被囚禁，要么无法获得外界的任何支持；
而急需的药品和器械却被牢牢封锁在边境之外，加沙的医疗系统早已不仅仅是“濒临崩溃”，而是在死亡边缘做着最后的挣扎。每一刻的停滞，都是生命悄然流逝的时刻。
或许有人还会问，这样的停火协议到底有何意义？如果它不能打开物资通道，不能拯救垂死的孩子，不能让医疗人员进入这片土地，那么这场名义上的和平，对于加沙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以“双重用途”为借口不断扩展禁令，将基本药品和儿童衣物列为违禁品，系统性地排斥医疗团队的进入，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了所谓“安全防控”的合理边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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